【內容撮要】本文初次對包世臣書法進行分期，目標是將他的書法歷程作一回顧和總結，以期獲得一個總體的認識，并清楚其各階段的書法尋求。在綜觀包世臣書法之路的基礎上，要界定他的書法風格特征，是碑派嗎？是帖派嗎？還是碑本結合？本文提出包世臣的書學思惟是”以碑證帖”、書法實踐是“以碑改革帖”的觀點，認為他將北碑與南帖的結合在書法實踐上走出了包養 摸索的一個步驟。
【關鍵詞】包世臣;書法;分期;風格
一．包養 啟蒙期（5歲—25歲）：學書二十年未能進門
包世臣5歲開始學習書法，不成謂不早。他進手學習“應試書”，即我們明天所說的館閣體。所謂“康熙崇董，乾隆崇趙”，此時的館閣體應屬于學趙孟頫一路的，將趙體寫得毫無生氣，尋求烏、方、光，走向實用化。是以，寫館閣體還是需求必定技能的，橫平豎直、鉅細一概是最起碼的規范請求，有必定的技術難度。包世臣不像康有為能寫一手工整的應試書、對字形有較好的掌握才能。包世臣從來就沒有能寫出過這樣的字，故在他年輕的時候，就以書拙聞名于鄉里。他在回憶本身學書歷程的時候說：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躲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克不及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克不及成字。乃倒管循幾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乃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往。
從5歲到15歲的十年，小包世臣的書法沒有多年夜進展，可見他的書法天賦并不是很高，對普通的書法技法難以把握。此后，他從曾祖包槐問筆法，開始重視執筆（他從小重視執筆的觀念一向影響到他的平生，此后他就同心專心將留意力放在執筆這些基礎技法上）。他模仿《書法通解》上的撥鐙法，并懸肘作書，這也可以視為學習書法的基礎條件，現在的良多小學生都能做到，而包世臣“氣急手戰，不克不及成字”，我們信任當時的良多少年也能做到，要否則他就不會“以書拙聞于鄉里”了。實際上他也很勤奮，“倒管循幾包養網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功夫下得并不少。就這樣探索了不少年，20歲時（甲寅）“手乃漸定”，基礎做得手不抖，這樣的時間不免難免太長了一些。從20歲到23歲，他開始學習《懷素草書千字文》，“三年無所得，遂棄往”，三年的時間又不算短，學一本字帖應該是有所收獲“放心吧，花兒，爸爸一定會再給你找個好姻緣的。我藍丁麗的女兒那麼漂亮，聰明懂事，找個好人家嫁人是不可能的，放心的，可見他學習書法的方式不是很好。他曾說他本身“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膠于手”天然是事實，但“脫于心”就未必，此時貳心中對書法的領悟才能還不夠，于是他一向到23歲還未能真正進門。
再接著看他的自述：
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為主，肥易掩丑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
這年包世臣25包養網 歲，當他看到同鄉翟金蘭作書，很是羨慕，于是問其筆法，翟氏以蘇東坡的《西湖詩帖》舉例，說了一句讓包世臣很是折服的話：“學此以肥為主，肥易掩丑也。”且不論這個觀點的錯誤與否，實際上這句話對包世臣的影響是宏大的，包世臣平生創作的作品都存在肉多而臃腫的弊病。接下來的問題是包世臣用這種方式寫字，兩個月后他的字沒有逼似原帖，而是逼似翟金蘭，翟金蘭況且是“自求之于古”，而包世臣篤信其言，卻獲得的不是“古”，而是“時人”——翟金蘭，可見包世臣極易遭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當這個內在的影響是好的，會使得學書者更上層樓，當這個影響是消極的，便會誤導人個女孩陪你，孩子是” 鬆了口氣，想親自去。祁州。”。包世臣恰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學書的。此外，主觀原因更為主要，包世臣學書的狀況恰好是主客觀原因的結合。
二．探索期（26歲—44歲）：初涉二王，并以唐宋為師法對象
包世臣書法的第二個階段稱為探索期，將這個階段從26歲開始劃分，是源于包世臣認為他本身從26歲開始才算是真正學習書法，他說：“余年廿六而后學，四十而后知。” 從26歲開始，包世臣學習王羲之的書法，他將此時看作是他學習書法的起點，這是他43歲時的回憶，可見此時他對王羲之的崇尚水平。
來歲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馀種，其尤者為南唐拓《畫贊》、《洛神》，年夜觀拓《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于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逐日習四字，每字包養 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于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前人抽毫收支、序畫先后，與近人迥殊包養 。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后書褊急便側，少士正人之風。余既心儀遒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發，皆須全身力到，始嘆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為虛費也。
來歲春，即嘉慶五年（1800），包世臣26“你婆婆只是個平民，你卻是書生家的千金，你們兩個的差距，讓她沒那麼自信，她待你自然會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女兒歲。這年他借觀了王羲之的《東方朔畫贊》、《蘭亭序》和王獻之《洛神賦》等拓本，并下功夫臨摹了王羲之的《蘭亭序》。這一年，他在給十九弟包季懷的詩中也說：“于中吾尤愛，神龍《蘭亭》本。《畫贊》亦超然，俗刻皆奴算。日仿此二刻，搶鋒出趯管。”可見此時對王羲之書法的鐘愛。
我們來看一看他的學習方式：一是“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作為初級階段，硬黃摹寫無可非議，但時間不用太長，不難養成依賴性。“數十過”應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我們不了解他的“摹”是不是雙鉤填廓，還是寫影，假如是前者，只能徒以形似罷了，最基礎無法獲得筆法。二是“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他是完整將行書當楷書來練習了，即便單字能解決好，還有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關系要留意，更何況單字練習難以解決行書中勢的問題，包養網 因為形是因勢而生的，這種看似精確的方式實際上最不科學，這種學習方式終不算上乘，“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應當是學習行書的年夜忌。三是“逐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 這種學習方式令人咂舌，我們對這樣機械地練習方式不作過多地評價，但這說明包世臣對書法缺少天賦是可以明確的。
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前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毛筆，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包養網 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克不及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負矣。是年，又受法于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
嘉慶七年秋（1802，壬戌），28歲的包世臣與65歲的錢魯斯見面后，又在鎮江與鄧石如相識，一見如包養 故，過從十馀日，縱談書法，成為鄧石如的門生。鄧石如的相識，使包世臣的書法有了年夜的轉折，應當是鄧石如的隸書實踐和北碑實踐對包世臣影響尤為主要，于是他對本身書法來自簡牘表現出頗傷婉麗的感嘆。而這一點已被康有為反對：“慎伯自稱其書得于簡牘，頗傷婉麗，則逸少‘龍威虎震’、年夜令‘跳宕雄奇’豈非帖乎？”包世臣又回憶道：
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冥心摸索，見永興書源于年夜令，又深明年夜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刻中郎，年夜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文餓隸之譏，既屬夢囈，而米老“右軍中含，年夜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后，畫有包養 中線矣。
甲子，包世臣30歲。他又學習了歐陽詢和顏真卿的碑版，繼而又學習了虞世包養網 南《孔子廟堂碑》和《淳化閣帖》，他通過這些帖對王羲之、王獻之有所感悟。
嘉慶二十年（1815），41歲的包世臣與陽湖黃乙生同客揚州，相處三月，縱談書法。黃乙生認為他的字解側勢而未得其要，包世臣問其筆法，黃乙生對執筆提出了本身的見解，并對其說了“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后書，皆始巽終坤。”包世臣因遷習其法，自言一年漸熟，實際上，后來他的北碑風格的作品中，有良多不克不及做到“始艮終包養 乾”法。嘉慶二十一年（1816），包世臣又晤武進朱昂之，朱昂之對他說：“作書須筆筆斷而后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王良士對他說他老婆金禮嬴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再晤吳江吳育，吳育對他說：“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毫，自以為躲鋒內轉，只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機密語也。”于是包世臣執筆宗黃乙生而輔以王良士，運鋒用吳育而兼及朱昂之，結字宗鄧石如以合于黃乙生。嘉慶二十二年（1817），包世臣在赴京會試回家的途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沖，拇左食右，名禁后從。”這段時間，包世臣特別重視執筆和運筆問題，想尋求古法。
這一階段，包世臣還對顏真卿、蘇軾的作品頗有興趣，并以為師法。今躲南京博物院的包世臣《行書箴贊語四條屏》就是他學顏、學蘇的例證。從風格來看，體勢趨扁，有仿蘇軾的意態，轉折處又有顏、柳的痕跡。此作書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秋八月八日，包世臣43歲。在此書的款中，他寫道：“鐵噴鼻得越紙四小幅，薄如蟬翼，而瑩堅異常，真宋物也，使予書之，其意以石庵、姬傳二老既亡，唯小子差能稱此，然予才幹解書耳，工力遠遜二老。憶癸亥冬陳看之中丞以側理紙屬書《黃庭》，予辭謝再三，竟不敢下筆。今為鐵噴鼻書此，將毋貽譏于厚顏耶。”此語暗含清代書壇，自劉墉、姚鼐逝后，只要包世臣了。自負之外，又有對臨寫王羲之《黃庭經》的不自負。關于包世臣學蘇軾，近代學者劉咸炘有本身的認識：“倦翁別出機杼，自以為得晉人之秘，固未可托，然其于蘇、米、董諸家用筆之所以然，婆婆看起來很年輕，完全不像婆婆。她身材斜斜，面容婀娜，眉眼柔和，氣質優雅。她的頭髮上除了戴著玉簪，手腕上還戴著實有精見。吾之略知宋以來諸家之筆勢，即由學倦翁而得也。”這是他對包世臣學蘇的確定。他更有評劉墉、包世臣二家：“劉乃冬日之山谷，以其勢縮也；包乃老年之東坡，以其骨露也。”又表達了他對包世臣學蘇的不滿意。
從他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44歲）春三月的《詩稿冊》（甘肅省博物館躲）來看，他的行書仍處在從帖出而不克不及如意的狀態。
三．改革期（45歲—58歲）：以北碑為師法對象
包世臣書法的第三個階段，可稱為改革期。之所以將其改革期的下限定在45歲，是因為他這年得北朝碑版良多，以北碑為重要師法對象，并以北碑為重要風格基調。包世臣說：“余年廿六而后學，四十而后知。”之所以不上限在40歲而上限在45歲，是出于這一時期是他的北碑期，當以北碑為標志。45歲這一年包世臣客濟南，包養網 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作《歷下筆譚》論及北碑。包養
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為《歷下筆譚》。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而翰風尚峻，微立異同。
《歷下筆譚》一文可視為他對北碑認識的標志，此文對北碑有較多的言論，此處不作展開，而著重論其北碑風格的書法作品。
躲于japan(日本)蘭千山館的包世臣《嬌舞倚床圖便面賦楷書軸》，無紀年，應是此階段的作品，包養 這一時期，包世臣努力于北碑。這是一幅自撰的賦，作品用北碑意寫出，有界格，可視為包世臣北碑風格的楷書代表作。用筆多用側鋒，露鋒進紙也較多，與他所倡導的“起處無尖鋒”的所謂六包養 朝筆法不符，也與他此前接收黃氏“始艮終乾”的所謂唐以前筆法不符，反而幾乎是“始巽終坤”，可見他的理論和實踐的牴觸，或許說他本身提出的理論本身就難以做到。
道光四年（1824），包世臣所作《書筆陣圖軸》（上海朵云軒躲），有明顯的北碑痕跡，這是他將北碑和行書融會的作品。道光九年（1829），包世臣所書的《張黑女墓志跋》也是用北碑方式書寫的。可見他這一時期的行書，也是參以北碑之法的。
包世臣在用鄧石如的方式寫北碑，雖然他和鄧石如只見過幾面，但鄧石如的思惟影響著他平生。朱年夜可說他不是學北碑，而是學鄧石如，有些事理，但不周全。鄧石如楷書方整剛勁，包世臣楷書柔綿緩側，有著明顯的風格差異。王潛剛說：“慎伯生平談北碑，然所習者《鄭文公》、《云峰山》柔婉一派，于《牛橛》、《楊年夜眼》、《嵩高靈廟》、《吊比干文》等碑絕不關涉，殆自知腕力衰，不宜學雄強之書耶。”又說：“慎伯真書雖以北碑為號，實則見鄧隱士學《述圣頌》而亦學呂向書，直襲其貌。《藝船雙楫·論書》亦未言及此碑。”
這些權當一家之言，附記于此。從他北碑期的楷書作品來看，頗與《始平公造像》相類似，他對此碑是頗為推重的，應是深刻研討過，但師法此碑也是他本身沒有說明過的。
何紹基對包世臣的北碑書法有評價：“包慎翁之寫北碑，蓋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書名甚重于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于北碑未為得髓也。記問浩博，口如懸河，酒后高睨年夜譚，令人神旺，今不成復得矣。”實際上，他于北碑的實踐是不勝利的。只是那時的北碑風格的創作不是太多，這種風格具有新鮮感，所以不少人會對此興味盎然。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北碑風格的楷書和碑行是他中年包養網 的一個時期的嘗試，從他的平生來看，北碑風格不是他的重要風格，只是他書法之路的一段歷程。他的重要風格還是在對二王和唐宋的尋求上，并參用碑法寫帖。是以，包世臣書學思惟的牴觸性也由此凸現出來。盡管這般，他是能將理論和實踐都統一在北碑上的第一個典範代表。
四．回歸期（59歲—81歲）：再以二王書風為師法對象
道光十三年（1833），包世臣59歲。這一年，他對王羲之的研討文字和臨王作品多了起來，有明顯的崇王跡象，故將這一年定為他回歸期的下限，這是就他的論文和傳世書法作品說話的。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包世臣作《十七帖疏證》，他說：
十七帖，……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以奇而歸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棗本《閣帖》，用筆則依秘閣《黃庭》、文房《畫贊》，而參以劉宋《爨龍顏》、北魏《張猛龍》兩碑，以不掉作草如真之遺意，為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平生面。
寫完《十七帖疏證》的第二天，包世臣臨王羲之《十七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躲）。這時，他雖再度學習王羲之，但還企圖參進北碑，但從他的作品來看，既無二王的神韻，又無北碑的氣勢，將兩者的融會很不勝利。在《臨十七帖》的題名中，他說出了本身的設法：
吾作疏證既成，一日作此卷，頗備楷則。吾前為甘泉楊幼子臨《閣本》，書其后曰：乃心中之右軍，非帖上之右軍，移至是卷為允。後人每稱《十七帖》為右軍第一書，又以為書中龍，非吾淺見所敢知也。吾但能知其所摹之皆偽跡耳，掩耳盜鈴，徒為有識所笑，豈欲復循覆轍耶？
要說明的是，他這一時期所崇尚的二王，是貳心中的二王，他所懂得的二王與我們有很年夜的誤差，這種誤差是推重北碑而對二王的新解。
這年六月十九日，包世臣作《與周保緒論晉略書》，認為：“‘清談’為晉人病源，‘書法’為晉人絕業，足下挺拔兩門，誠為允協。包養網 然‘清談’當匯及門地時看，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為極則，足下移進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可見他對王羲之書法的確定和對周保緒移進列傳以重其人表現出分歧意見。仲夏，包世臣又為公穎《臨十七帖卷》（故宮博物院躲）。季夏，包世臣作《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認為：“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為百世學書人立極。”表現出對王羲之書法的欽慕之情。
道光十九年（1839），65歲包世臣卸新喻事，他的宦途遭遇重挫，但這以后，他對王羲之一系書風堅持著濃厚的興趣。道光二十年（1840）,包世臣臨王羲之《孝女曹娥碑》，無論從用筆、結字，還是章法，都沒有能領會王羲之此碑的精力，用筆低劣，結字做作，章法更是以界格設定，無法與王羲之的蕭散風神比擬。我們不克不及將他此作當作是要表現自我意趣的意臨，因為從臨作中可以看出他處處請求形似的盡力，只是力不從心。他對于王羲之是學不像、學欠好，他一向在尋求學王的方式，他沒有能像金包養網 農一樣學王不成卻另開一條途包養 徑。道光二十二年（1842）仲春五日，包世臣為矩亭二兄作《楷書養生論四條屏》（遼寧省博物館躲），他在款中說：“坡公書養生論饒有晉意，唯無晉法耳！予則一以年夜令法略參平原，而行坡公意，質之矩亭二兄以為何似？”從他的文字來看，他還是想尋求晉意和晉法的，從他的作品來看，既無晉意，也無晉法。實際上，這時的他包養 已經不再像先前的融北碑于二王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二日，68歲的包世臣回到了南京，假包養 寓于雞籠山籌市口舊居。包世臣壯志未酬，從此絕意宦途，以賣文售字為生，宦途的掉敗給他以繁重的打擊，他的人生觀發生了變化，對宦途、藝術的觀念都在進行反思。
包世臣69歲時所書的《三千八十篆書七言聯》，篆法還極其陌生，篆書寫得很低劣不論，題名不消北碑體而用顏體顯得很無奈，假如沒有紀年，我們很有能夠將這幅作品當成他的晚期作品。實際上，他一邊寫著北碑，一邊還想著唐碑，一邊又想著二王，猶豫不定。他的書法創作假如像他的理論那樣堅持北碑，反而應該會有所成績，就像過火的康有為堅持走本身的路，書法風格和他的理論是分歧的，他在書法史上是一個以弘揚碑學、極力變革的抽像出現的，包世臣的游離狀態也是他書法不成能有年夜成績的主要緣由之一。
這一時期，包世臣臨二王的作品還有：《臨王羲之破羌帖》，道光二十七年（1847）73歲所作，揚州市文物商舖躲。《為勾生臨王羲之行書帖軸》，道光三十年（1850）76歲所作，遼寧省博物館躲。暮年無紀年的臨帖作品還有《臨王羲之王略帖》（上海朵云軒躲）、《臨王羲之思惟帖軸》（上海朵云軒躲）、《臨王羲之草書軸》（japan(日本)蘭千山館躲）。
從他的傳世作品來看，這一時期他不僅專注于二王自己的作品，還對二王一系的作品有著濃厚的興趣，如孫過庭、顏真卿，還有他一向欣賞的蘇軾等等。孫過庭《書譜》，在這一時期，他良多次臨寫，存世臨作良多，有紀年的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74歲臨《臨書譜四屏條》，旅順博物館躲。70歲以后為吳熙載所作《楷書坡老語軸》，現躲北京故宮博物院。從這幅楷書作品來看，已經沒有太多的北碑痕跡，而是蘇、顏的結合體。
現躲安徽省博物館的《小倦游閣法帖》，是收錄包世臣書法的一部刻帖。卷一為雜臨古帖及自書文，卷二為《刪定書譜并跋》，卷三為《臨十七帖》、《十七帖疏證》，卷四為《答十二問》。從包世臣本身和他的門生、伴侶們刊刻的《小倦游閣法帖》來看，他們所選擇的作品都屬帖學范疇，包世臣并沒有將他北碑風格的摸索作品當作傳世作品流傳，可見對那一類作品本身并不重視。楊守敬很是中肯地評價道：“包慎伯世臣《倦游閣帖》二冊，慎伯以側筆取妍，可謂能自樹立者，而邈視右軍則妄矣”。
暮年的包世臣身體欠佳，經常感嘆本身的力不從心，他中年時即已視力闌珊，暮年尤甚。59歲，包世臣作《十七帖疏證冊頁》時說：“兩目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鸇搏擊”。69歲，他在給魏源的信中說：“仆視力劣甚，心思忙亂，草輕率復”。77歲，他作《論書十二絕句四屏條》時說：“已目昏日甚，不得已夾一目為之。點畫間有遺落及筆到而墨不到之處，不復可以言書”。包世臣暮年視力衰甚，也是他力不從心從事書法創作的緣由。
五、由包世臣書法分期看其風格的轉變
包世臣的學書歷程已經清楚了，他的兒子包誠在論述其父學書經歷時有一個歸納綜合：“中年學書，由歐、顏進手，轉及蘇、董，后肆力北碑，晚習二王，遂成絕業。”包誠對包世臣的學書歷程作了年夜致的勾畫，除“中年學書”不成采信以外，基礎合適史實，但他包養網 認為包世臣的書法“遂成絕業”，本文就不敢茍同了。包世臣自認為包養 “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努力，至于真行稿草之間，則不復后人矣”，他還自許為“右軍后一人”，對本包養網 身包養網 的楷、行、草書頗為自負。包世臣的伴侶吳德旋曾和張琦討論過他的書法，在《與張翰風書》中說：“慎伯書信能自樹立，而難免求之于太過天然之境，猶有間也。德旋謂其截長補短，可并諸城，未到華亭，為此也。”康有為評其：“藝業惟氣息最難，慎伯僅求之點畫之中，以其畫中滿為有古法，尚未為知其深也。”本文認為包世臣雖平生學書勤奮，但終究未能達到一流的境界，與其著名度比擬，是名不符實的。
通過以上學書歷程的回顧，有一個主要觀點必須說明，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包世臣倡導北碑只是他書法學習中的一個內容，而不是所有的，由此，本文可以認為：包世臣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弘揚北碑，而是以北碑壯帖之氣，改革帖的缺乏，或許包養網 是說恢復他所認為的古法。這一點從他平生的作品中也可看出，北碑風格的書法作品只是一個階段的產物，而不是最終定型化的風格特征。是以，包世臣的書法風格有兩種態勢：一是以北碑為臉孔的碑派書法風格，一是以王羲之一系帖學再結合碑版的碑本結合的書法風格。只是后人在讀他的《藝船雙楫》的時候，強化了他倡導北碑的成分，而忽視了他崇尚二王的成分，特別是在碑學思潮涌動的風氣下，北碑的新鮮感是一支興奮劑，讓人們為之動容，對帖學熟視無睹，而對碑學卻表現出極年夜的熱情。假如認為包世臣是倡導北碑而反對二王的主將，對包世臣是不公正的。
總的來看，包世臣的書法水準不是一流的，也流露出其書法理論明顯的缺點性，至于其自評為“右軍后一人”，則是傲慢自豪之語。王潛剛認為：“余見慎伯書甚多，其論用筆專主平鋪正副毫，然其草書轉折出鋒處未能應手。至寫楷書則字體筆鋒皆欹側，尤不克不及自踐其說。蓋其臨池頗有功，天資亦頗高，其人有說客之習，故往往言過其實，包養網 無怪何子貞譏其‘生平言北碑，而自作書無一筆平直也。’又只知用毛筆一種筆，故于前人用各種筆所作之書，未能逐一體會。”白蕉認為：“包慎伯好為玄論，終身不懂筆法，觀其議論與書法可知也。其《述書》中征論筆法，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人多口雜，全無包養網 主張。其所聞道之各家，看來全似野狐禪，其自詡悟得處，亦屬莫名其妙。”張舜徽認為：“至于自作品題，乃謂為右軍后一人，自負太過，驕亢已甚。自《藝船雙楫》風靡全國，見者無不為其所嚇。步趨其后者，流弊乃多，如吳熙載之流，已不克不及張其軍已。平心論之，包氏于書，非無功力，余嘗遇見其行草真跡，盡有佳者，惟不宜高自標榜，張皇太過耳。前人云：‘惟不自豪，故能成其年夜。’雖于藝事亦然。包氏傲視一世，悍然欲以掌管壇坫自居，長短靡準，高低任情。立論雖高醫生來了又走了，爸爸來了又走了，包養 媽媽一直在身邊。餵完粥和藥後，她強行命令她閉上眼睛睡覺。，而己之所詣缺乏以副之也。”這種理論自己的缺憾并沒有被學其書法和受其書法理論影響的人所認識到，這種缺憾必須給予指出。
由此可以認為，康有為認為包世臣的書法“全南帖而無碑”是不周全的，康有為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即包世臣書法風格總的指向還是屬于帖學范疇的。今朝學術界認為他是碑派書法的代表，也是不恰當的，在碑學年夜潮到來的時候，包世臣企圖“以碑證帖”、“以碑改革帖”，是清代碑派處于發展階段的特征，與康有為時代的包養 碑學飛騰是不克不及相提并論的。
（注釋略，見原刊物——載《書畫世界》2008年9月號（總129期）安徽美術出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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