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事為學：劉咸炘與中國史學的近代轉承
作者：張凱
來源：《天府新論》2022年第5期
摘 要：近代學術，經史嬗變。新文明派參照東方學術開創新史學，進而以現代史學觀念與體例改革中國傳統史學。“新史學”為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供給有用平臺，卻在無形中割裂了中國傳統史學之于現代學術的關聯。劉咸炘提出，史學的廣義就是人事學，進而以“察勢觀風”為史識準繩，以“史有子意”為史家主旨，落實即事明理的人事學，倡導以紀傳體編纂傳統創新史體。在近代中西學術交匯的語境中，考核劉咸炘的史學觀念，提醒其安身固有學術傳統、會通古今中西的旨趣與方式，或可在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學術體系之間樹立有機關聯，為時下衝破分科之學、樹立中國學術本位開辟新路徑。
關鍵詞：人事學; 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 劉咸炘;
作者簡介：張凱，浙江年夜學歷史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研討標的目的：中國學術思惟史、晚清平易近國社會與文明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道咸新學“務為後人所不為”以應對時局。甲午戰后，西學對中國構成壓倒性優勢，移植西學成為學界主流。若何處理現代學術分科與中國傳統經史之學的關系，成為晚清平易近國學人會通中西和實現中國政教、文明轉型的關鍵。【1 】正如梁啟超稱：“歐美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2】但是，傳統史學已難以應對世變。1902年，梁啟超高舉“新史學”旗號，批評傳統史學“四病二蔽三惡果”。新史學成為清末平易近初朝野各界移植西學、樹立現代學制與學術體系的有用平臺。平易近國肇建，治國學者群趨史學一途，經史易位，幾成定局，現代東方學術分科體系以現代學術之名在中國成為正統，引進東方史學理論與方式創新史學，成為新史學諸門戶的共識。【3】
劉咸炘認為，時下東西學人妄判中西新舊，“悵惘無主”，遂以“視西如中，視新如舊”的立場，建構以史學為焦點的推十之學。在以新文明派與新史學為中間的學術史敘述中，劉咸炘長期被主流學術所忽視。伴隨著“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呼聲與新一輪的“國學熱潮”，反思原有以“新史學”為軸心的學術譜系成為學界共識。眾多“被人所遺忘或誤解的學者”相繼被發現，劉咸炘學術思惟的獨特徵惹起學界廣泛關注。【4】但是，既有研討多側重分科與中西新舊的視角考核劉咸炘的學術思惟與史學觀念，與劉咸炘思惟的宗旨及其整體性仍稍有隔閡。如若回到劉咸炘學術的內在理路與包養網學術語境中，以源流互質包養網的方法考核劉咸炘的史學觀念，提醒其會通古今中西新舊之學的苦心孤詣，或可在中國傳統史學思惟與現代學術體系之間樹立有機關聯，為時下衝破分科之學、構建具有中國特點的人文學術體系供給有用參考。
一、學以為人與以人事為學
1920年月，收拾國故運動蔚然成風，新文明派主張用科學實證史學整合中國文明，把國學的一切都用文明史及其子目涵蓋與分科，使經學自變為史學，此一過程無形切斷了傳統歷史價值與現實的關聯，中國文明衍為客觀性知識，逐漸喪掉致用的價值與實踐的效能。梁啟超的文明史觀念與胡適有別，重視文明史的成立與展開，提出科學方式與直覺方式并舉，包養網“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式往研討”，“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式往研討”。【5】1926年，劉咸炘與蒙文通、唐迪風等學人時常研討中國文明的當下價值，三人分歧認為“本日與東西學者共見者，乃不在中國之精華，而在于糟粕”，在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中，“吾華賢圣于天道（宇宙論）、人性（人生論）、群道（社會論）自有其超然獨至之處”。時下暢言中西文明論爭的學人“略知者又不貫，能貫者又不言”，“雖亦有高談華化之輩，然大略不會詳讀華書，又見脅于時風，難免宛轉以調和”。【6】有鑒于此，劉咸炘撰寫《兩紀》一文，嘗試以“執兩用中”的思維形式溝通中西古今：“陰陽虛實，源流始終，古今來往，南北西東，出同進異，別私共公，推十合一，執兩用中”，自稱“八年用功，得此一果，獨一之形而上學”。【7】
劉咸炘認為，東方學術以哲學為最發達，“其義本為愛智”，“大略重外而忽內，重物理而輕人事；故求真之學則精，求善之學則淺”，倫理僅是哲學的分支，“西人謂中人有術而無學包養，不知彼正患其重學輕術”。【8】西學側重求知萬物，中學強調應對萬物。“西學既為求知，故重剖析，各科不相謀。中學以人為中間，故多渾合，每一主旨貫于人生及政治、生計一切問題”，西學探討人生問題，“亦視為一物而欲知其畢竟”【9】，向外根究人生的緣起、意義與歸宿等問題。中國傳統學術承認人生本于宇宙天然，順流而下探討“何故生、何故善生”等問題。中國文明的義理學與其稱為理學，不如視為道術更為恰當。換言之，中西文明的差異，在于處理心物的方法最基礎分歧，“中之哲學，本主人生，以心御物，以理御事，以綜貫為長。故良史子家，皆遍論諸事，如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故不成得而分也”【9】。在中國傳統學術的脈絡中，人之為學的目標就是學以為人，僅此一事，“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此可謂知學之范圍”【10】。成人之學應當以生、善、久為人性之綱，溝通後天之性與后天之學。但是，宋明理學家往往“標後天而忽后天，此其所以敗也”【10】，時下則應當以史學正邪說。有鑒于此，劉咸炘基于劉沅的後天之學，以生、善、久為人性之綱，人生當然的價值源自六合萬物之天然，當然本于天然，中國學術以人生為焦點，為學的目標在于若何成仁盡性，“盡當然以求天然”【11】。同時，劉咸炘主張後天之性應在“事上磨煉”，向外求知求理。在現代學術語境中，劉咸炘通過文史校讎之學，下學而上達，以博學于文的方法貫徹天道生命。
劉咸炘認為，時下學術研討的對象與先圣賢哲所研討的范圍并無差別，一言以蔽之，“人事罷了”。應對人事，既要弘揚後天的性善之旨，又要囊括后天的客觀經驗世界。宇宙不過由三物（天、地、生物）、二事（群與史）組成，學問應當分為“物”與“事”兩門，與西學所分天然科學、社會科學（或文明科學）年夜致雷同。“究物者究靜，究事者究動”，歷史學的方式不過求因明變，劉咸炘自稱“吾學止一史學，與古人言社會科學所指實同”，橫為社會，縱為史，各舉一端，不如直接稱之為“人事”，萬物以人為中間，“物包養網排名之靜者無價值，價值生于動之事”【12】。歷史文明科學應以價值為目標，因事明理，“價值由人而生者也，求事實乃所以求價值，求價值又為應付之預備，則由學而到術”【12】，史學應當買通事實與價值、學術理念與人的實踐活動。
1920年月，北京年夜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遭到德國新文明史家蘭普雷希特與american新史學代表魯濱遜的影響，力圖引進社會科學，發展“科學的史學”。劉咸炘認為，借鑒社會科學的方式有助于懂得史學的意義，“義理之學須資哲學、心思、倫理三科；事實之學，須資社會、經濟、政治三科”【13】。劉咸炘引述法國史家朗格羅瑟諾波《歷史事實分類表》，將歷史事實分為“物質的狀況” “心靈的態度” “人事的風俗” “經濟的習慣” “社會的組織” “政包養網 花園治的軌制”等類別。站在學術分科立場的學人認為，史實應當盡量廣泛，但并非一切記事之書都可視作史學。劉咸炘認為，史學應當涵蓋一切人事，“凡人以史為止記政制、人事。史猶有專域，不混于群書，今廣為無所不包，則群書各成專門，史將一無一切”【14】。劉咸炘認為這恰是史學的特質與價值：
史之所以無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為關系，而不成離析，《易》之所謂感也，史固意以人事為中間，然人生宇宙間，與萬物相互感應，人以心應萬物，萬物亦感其心。人與人之離合，事與事之交互，尤為顯著，佛氏說宇宙如網，誠確譬也。群書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關系也；群書分詳，而史則綜貫也；綜合者，史學之道理也。無分詳，不克不及成綜貫，而但合其分詳，不成以成綜貫。蓋綜貫者自成一渾全之體，其部門不成離立，非徒刪分詳為簡本罷了也。【14】
世界萬事萬物均有聯系，人與人、人與物彼此交感而成事，史學是探討人事的綜合關系，“觀察風勢，由此而生”【14】。分門別類的專門之書，僅僅記載事實，不克不及明了風勢。“綜貫成體，是為撰述，專門之書，多止記注而非撰述，便是撰述亦部門罷了。明此三別，則史之獨據者可見。”14分科的專門之史僅是史學的初步，史學應當在更高的層次掌握世間萬物、人與事的關聯，摸索人群實踐活動的道理與趨勢。
史學的廣義就是人事學，“理不離事，學以明理，即學以明事。學問無他求，俗所謂懂事罷了”【13】。世間與人相關聯的不過事與理，“載事之書曰史，載理之書曰子。經皆史也，而《易傳》 《論語》 《戴記》則子之類也。故經不克不及專為一學。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克不及劃斷也。”【13】劉咸炘以此為基礎，夫子自道：“吾之學，其對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式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以舍經而言史，舍儒而言道?”【15】劉咸炘所講的“學”以明事理為目標，探討事理必基于史。“此史是廣義，非但指紀傳、編年，經亦在內。子之言理，乃從史出，周秦諸子亦無非史學罷了。橫說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謂之人事學可也。”【16】若要落實即事明理的人事學，需以“察勢觀風”為史識標的，以“史有子意”為史家主旨。
二、 “察勢觀風”與“史有子意”
乾嘉漢學意圖超出宋明後天預成的形上學，卻群趨考證學的知識實踐。平易近初收拾國故運動以方式與資料為準則判分新舊中西，倡導科學方式來實現收拾國故，被時人視為“新漢學”。劉咸炘批評平易近初學風， “饾饤之習乃近日中國、japan(日本)所同，其所以趨此者包養網，以么小考證易于安立，少引駁難，乃來名之捷徑”【17】。劉咸炘認為，史學可分四種類型：“一曰考證事實，是為史考。二曰論斷長短，是為史論。三曰明史書之義例，是為史法。四曰觀史跡之風勢，是為史識。”【18】史考為治學的基礎，可是沒有系統的考證沒有太多價值，“止是零星事跡，不得為史”【18】。論斷長短應以事實為依據，“然無識則止是肆意愛憎，不得為學也”【18】。史學的焦點是作史之法與讀史之識，“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雖二而實一也。法者，撰述之義例，章師長教師所謂圓而神者也。識者，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起落之故，孟子所謂論其世者也。”【18】史學方式不用人人專精，史識則是“人人的通課，才是真野史的功用”。中國歷代史學，司馬遷、班固以史識卓絕著稱。自唐代以后，史法暗而不彰，“止知整齊，撰述方板”【18】。宋人雖有史識，但著重于史論，褒貶迂苛。晚世鑒于史論的弊病，又流于考證之學，“于是熟于事實者，乃冒史學之稱，而史學蕪矣”18。史學由此著重朝廷政事而忽視平易近情與風俗，詳于具體事實而疏于風氣流轉。
劉咸炘認為，史家的職能是觀盛衰之跡、風俗之變。誠如《七略》所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執本，以御物變。”【16】 御變就是疏浚知遠，躲往知來。司馬遷所言通古今之變，恰是史之要旨。劉咸炘定名為“察勢觀風”。史學之可貴在于通觀歷代政事、風俗與人才的變遷起落，政事施于上，風俗成于下，人才為疏浚兩者的樞紐。史識之義就是在一代之中，探討三者之中人與事的因緣，“何時兆之，何時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開之，何人變之，非史不詳。故《尚書》每事為篇，《年齡》經傳雖編年，而有先經張本，后經終事，皆明主事義之本末源流，而人止散見于此中”【19】。換言之，察勢重要是將潛躲的能夠與勢態的運轉兩者聯動，洞觀世事的緣起與流變，尋求人群的道理與史事的公律，在歷史發展的年夜勢中探尋人事的若干法則。【20】若何察勢?察勢重要是以道家持靜之術，深觀物變。邵雍溺于數，不深究史學流變，不克不及知曉古今之變，然其所秉持的觀物之法，可謂道家御變之明日傳，“盡物之性，往己之情”，以物觀物。【21】靜觀物變，若務求形而上之理，而不克不及詳察形而下之變與長短之公，則會導致“委蛇于兩端之間而中無所主”【16】，若要彌補此種局限，應當同時重視觀風。【22】
風與俗是中國傳統文明中主要的歷史觀念。《劉子新論》中稱：“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地盤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低，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謂為風，人習而行，亦謂為俗。”23龔自珍進而尋求風的特徵與背后的緣由：“前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古人之世，倏而為后之世。旋轉簸蕩而不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風之本義也。”【24】劉咸炘認為， “風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但是然者也”【25】。風就是潛躲于人事背后的“有所為而然”與“不知其但是然”。劉咸炘在此基礎上指出， “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但是然者，故謂之風氣”，“化平易近之道，亦進風氣罷了”。【26】史家的卓識恰是觀風察勢，“風勢萬端，綜貫以求，由繁至簡，達于最高之原則，則見平易近風無過一張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今生，此即循環之年夜律，《易》之所謂‘一闔一辟’者也”【27】。
史學講求時間與空間的辯證統一。劉咸炘認為， “橫之綜合為關系，《易》之所謂感也；縱之綜合為變遷，《易》之所謂時也”，“縱橫兩觀，史家之能事畢矣”。【28】由此，可將風分為土風與時風，“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臉孔”【28】。土風側重處所風俗，時風是指時代思潮影響于人心，此中以“君之治術” “士之學術”最為顯著。世事與風氣相為表里，“事勢顯而風氣隱，故察勢易而觀風難。凡人所謂風俗，專指閭巷日用習慣之事，與學術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風氣。后史偏于政治，并學術亦不克不及詳，故不克不及表現耳。風之小者，止一事，如裝飾之變是也。風之年夜者，兼眾事，如治術之緩急，士氣之剛柔是也。”【28】蒙文通講述國史體系時就認為，德國史家蘭普萊希的集團心思“即一時代之心思及其轉變若何”，認為這“既不是唯心論，又不是唯物論，就是由一時代心思反應上往懂得其社會發展的各方面，而不是像唯心論者以心思為決定歷史原因”。【29】
風與人心緊密關聯， “察勢觀風”并包養網價格非僅僅關系求真，更在于凸顯史家的情義與史學的主旨。章學誠所言“史而有子意”，觀風取決于“道公學私”的旨意。史是客觀的“序述”，子屬于主觀的論辨，六合之間關于人的知識可分為事與理、史與子。事與理交互，史書不僅是“序述”，還有作者的主觀貫穿此中，子書也不單是論辨，議論中必有實事的例證，“若史單講事，則六房檀卷亦為良史，子單懸空，則成一個籠統的東西”【30】。劉咸炘認為， “史當純客觀者，過甚掉情之論也，史崇質實，中國早明其義，西洋則前史多為宗教、政治之用，近始懲其弊而重客觀”【28】。但是，純粹客觀是物質科學剖析方式，可視作收拾史料之法而非作史之法。人事絕不克不及像物質那樣剖析探討，即使是物質科學，也要發明公律，“不止于剖析，公律由綜合而成。凡經綜合，即參進主觀矣。若必不參主觀，則只要零星事實，日記、帳簿乃足當之。”【28】史家的主旨恰是由史識綜合而成，東方人稱之為史觀或史之解釋。中國文明秉持中庸的特徵，又傳承道家的宇宙觀，“知世間事變互為因果，故雖于史多所解釋，而未嘗挺拔一義，大略置重人心，而又承有莫之為而為之天，故史遷謂究天人之際。”【28】章學誠在《史德》篇中，標舉“敬、恕二義”，最能體現“史有子意”的含義：敬即“慎于褒貶”，恕即“曲盡其工作”，這般才幹稱之為“能進”，世間學問未有“不進而能出”，道家史觀秉要執虛，虛己之心觀察物變而究其始終。不過，“道家之弊在但論事包養不論理”，儒家以仁義之道探討生命之理，評判社會變遷的短長得掉，“然不明事之始終，從何論理?”【31】
劉咸炘發展史德說，以天道、人事、道家持靜之術、儒家精義之功，建構了“察勢觀風”與“史有子意”的詮釋系統：
天道之顯然者為包養平台推薦四時，史本根于時間，變本生于時間。變乃天然，道家之所謂道，便是天然。天然便是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道家、史家之所謂天，即指莫之為而為者。遷所謂天人之際，便是古今之變耳。四時即天道之變，而人事該焉。人事之變，不克不及逃天道。《易》之數與史之風，實雷同也。六經中《易》言天道，而董氏則以《易》治《年齡》。太史曰：《年齡》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即謂由事見風，以數該事耳。由此貫說，數也，時也，風也，皆變也。【32】
四時為時間演變與天然變遷，是天道最直接的呈現，既構成人事發生的基礎，又為人事無法出離的法則。史學的最基礎即在時間的演進中探討人事變遷，究古今之變是史家最高之尋求。【33】以道家史觀與《易》數通變之法，探討《年齡》年夜義，方能“察勢觀風”，通觀明變，因事明義，“事實實而風氣虛，政事、人才皆在風中，即事見風，即實求虛，所謂史而有子意”【31】。由此可見，“淺陋之學究，專以論人為史學，徒騁己見，固缺乏貴。而博雜之考據家，專以考事為史學，亦只為拾骨之學包養網價格”【31】。歷代史家中，司馬遷、班固兩人學有所本，“善觀變，知流弊，所以為良史”【31】，可謂“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的典范。司馬遷網羅逸聞，考證史事，以考信六藝、調和孔子為宗旨；考核帝王之道至秦漢間的變局，以緩柔、急剛分別古今風氣，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宗旨。
就方式而言，劉咸炘舍儒而言道，以道家史觀不斷包養網比較拓展博學之學。從學術宗旨而論，劉咸炘闡發性善之旨，實踐為人之道。儒道融匯，方能將研討方式與學術旨趣相共同，以精微之本統攝廣年夜之末，又在時勢變動中展現恒常之道。“察勢觀風”方能洞悉人事演變；“史有子意”貫通義理與事實、主客兩端，又直接指向史學體裁與書寫方法，落實人事包養網學勢必須要綜合通貫的史體。劉咸炘自稱于史學謹記章學誠，“章氏分別撰述、記注，其所發明別識機杼，發凡起例，皆撰述之事”，若要以“察勢觀風” “史有子意”的方式與旨趣，賅攝人事的常與變，又必須以“作史圓神之法”，實踐撰述之事，“吾輩非有作史之責，而必斤斤講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識乃生。”【31】
三、史體演變與別創新體
道咸以降，西學東漸，隨著基督紀年法和分時編纂觀念的引進，以章節體為代表的東方歷史編纂理論和史書體裁慢慢成為清末平易近初學界主流，新史學家往往以紀事本末體比擬章節體史書。【34】梁啟超認為，時下東方史學年夜多為紀事本末體，“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緣由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成。故紀事本末體，于吾儕之幻想的新史最為附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現代歐美史家年夜體任務全都在此。紀事本末體是歷史的正宗方式”。【35】楊鴻烈主張紀事本末體“以一事為一篇，每事各詳起訖”，時下社會史、文明史、政治史、經濟史、法制史、藝術史、宗教史等應當運用這種方式編纂專史。【36】現代學人總結近代西史東漸的本質在于中國史家從頭審視中國的過往，運用“東方”話語，接收時間觀念和組織分類，解釋中包養國之“落后”，“與從前存在于中國的任何治史方式完整分歧”。【37】錢穆對此頗為不滿，批評學界“競相模擬東方史書之體裁，于是紀事本末一體乃獨見推重”，“皆昧掉于舊史之深義”。【38】
劉咸炘認為，讀書必須先明體例，讀史必須先明史法，“史法不明，雖工考證，善鑒賞，論必不當”【39】。 “蓋因史跡變動交互，必有變動交互之史體，乃能文如其事。”【40】清末平易近初，關于《年齡》的性質，經今古文學在斷爛朝報抑或年夜義微言之間各執一詞，劉咸炘則視《年齡》為史。作《年齡》之法為貫通史法，但是史并非僅為事實，作史并非僅為記錄罷了，“史之所以成者三：曰事，曰義，曰文。觀事而知其所以然謂其識，因此有所長短向北謂其指。識與指，即所謂義也。著其文者，記其事而明其義也。”【41】在劉咸炘明統知類的文史校讎體系中，“凡一切文字之體無不本于六經，故六經統群書。辨六藝以辨群書則得其體，因所載之殊而后體殊，故辨體即辨義，是謂校讎。”【42】文史校讎首重分類，劉咸炘認為，分類的標準不過體與義，“體者，著作之體裁。義者，學術之統系也。”【43】劉咸炘安身于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梳理歷代史法、史體衍化，論斷各家史學。
劉咸炘以六藝統攝經史子集，以六經確立文字著作的旨趣，以史書傳衍六經各異的體例，以史法統于《尚書》 《年齡》、紀傳三種體例，“明于三體而后史可成”。【44】若要明了歷史變遷的歷程，必須知曉史書的體系。章學誠談史體最精，其要點有三：一為分別記注與撰述，“即真史書與廣義史書之分”；二為考核《尚書》 《年齡》、編年、紀傳演變的緣由，“昔之論者，止知三體，且視為各別之種類，章君則明其嬗變，藉詞名之，可謂為史體演變論”；三為“于三體之后別創新體”，司馬遷接收編年之長處，章學誠計劃“上取《尚書》，下采紀事本末”，將司馬遷的紀傳體發展為更為“廣年夜活動之體”。劉咸炘認為，從廣義上而言，“凡記事書，皆為史”；真正的史學必須樹立在“真史書”和“撰述”的基礎之上，具有“尋常記事書所無之素質”。【40】單純的考據只是治史的功力，普通的記事書只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學”，而“今之讀章君書者，猶混史料與史為一”【40】包養。此論明顯針對胡適所闡發的“六經皆史料”說。錢穆對胡適等人將“六經皆史”說引申為“六經皆史料”頗為不滿，贊譽劉咸炘是“近代能欣賞章實齋而來講求史學的”。【45】
辨析史體，始自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首章，論斷《尚書》《年齡》《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與編年、紀傳二體，認為《尚書》為紀言之書，體例不純，《國語》為國別之史，“二種后皆少繼”；紀傳與編年各有短長，“編年長在整齊，無重出，短在隱僻不關國政之事，不克不及迂道而說。紀傳長在賅廣，短在事多重出，編次不求年代。”【40】劉咸炘認為，劉知幾立論細緻，不明書體，標準參差不齊，尤其是紀傳本是一個整體，文存互見并非“重出包養”。讀史貴在了了工作的來龍往脈與發展趨向，“一事必經時與人，依年依人，各為一線”，編年、紀傳在年月與人物方面各有側重。兩漢之后，編年、紀傳日趨方板，“守直線而不知變化”【46】，導致事務日益疏散，讀者無法洞悉事務整體，遂有紀事本末體的“別為一體”，接續《尚書》《國語》的傳統。章學誠闡發《尚書》、編年、紀傳三體的遞嬗，“一線相承而不變，史體于是年夜明”【46】。劉咸炘安身章學誠《書教》篇，以源流互質的方法，論述史體變遷：
蓋史之起原，本為賬簿，年夜氐最後即依年代，是可名之為年歷。（免與編年相混） 其體蓋止記注，且必粗略，故有別記之書生焉，則進進于撰述矣。諸國當皆有之，如所謂百國寶書及《楚書》 《鄭志》之類皆是。其專主記言者，則為《國語》。《年齡》者，年歷之長成，與《尚書》為對立，左丘明取別記之材，進年歷之中，以成經緯，其內容擴充，而于年歷徑直之體，亦稍變動。司馬遷更進而加擴充變動之，以年歷本體為本紀，又依《周譜》作表，而以別記之舊式為書與列傳，其分歧于左氏者，年次變為篇次耳。其同于左氏者，年歷為經，別記為緯也。【46】
年歷體例方板，別記相對靈活，左丘明撰《左傳》結合年歷與別記，司馬遷因實事之變，因勢利導，合之為一體，之所以日趨靈活完備，“求合于變動交互之史跡”【46】。但是，漢以后包養網紀傳體史書日趨方板，“變為卯冊類書”，修史“變專家為官修”，史學之弊端日趨明顯，“史識之褊、史體之壞”，“史材之日隘”與“史文之日瘠”，紀傳體逐漸為編年、紀事本末所代替，“史學亦由是陋矣”：“自晚宋人以擊斷為史學，不唯不究文明風俗，即并軌制亦希加考論，其視史也，若正人君子譜罷了。故著史論者，多止論人，議史體者，惟爭傳之正副。此則行狀、墓志之簡本，固已足以供之矣，亦何怪作史者之惟刪行狀、墓志哉?”【47】史學以全文明為內實，不當限于政治；宋代以來罕言文明風俗，史識日益狹隘。“讀史本為求識，所以必讀紀傳書，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書只是一碑傳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只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48】
梁啟超主張以文明史代政治史，以縱斷史代替橫斷史，縱斷分為“年月” “地輿” “平易近族” “政治” “社會及經濟” “文明”等六種。東方史學以分類為專門，又強調綜合之法，哲學史必依托文明，政治史兼顧經濟。劉咸炘針對學界欣羨東方史學的分詳，輕忽中國史學“綜貫之妙”，提出時下應當發揮章學誠學說，“明古紀、傳上承《尚書》之義，別立新體，斯盡善矣，何區區于專門分類乎?”【48】紀傳體以紀為全書綱目，表、書、世家、列傳為緯，既詳述專門又相互聯動，可依據史事變動與復雜水平，因時應事而調整。欲求史識，必治紀傳體史書。紀傳的特長有三：“一曰能具事之始末，二曰能綜合，三曰能賅廣。”時下應當安身于紀傳，再創新體。章學誠曾主張以紀傳之體，綜合紀事本末之法，增添圖譜，刪除書志之名，創新史體。乾嘉時期，此說未能惹起學界留意。歐洲章節體史書并非編年與紀傳，古人無意貫徹章學誠的計劃，撰寫教科書時多效仿歐史，以之為新史體。劉咸炘再三強調史體不出依年、依事、依人三類，“編年依年，紀事本末依事，而《尚書》 兼事與人，紀傳則兼三者而成類。若純依人，則后之紀傳乃然，是記注與單行傳記之體，非史體也”【46】。紀傳體實則兼具依年、依事、依人，“為最宏而變”，“紀、表以年，書以事，傳以事某人。傳之所述廣博，過于書、志。書、志方而無限，傳體圓而多變”。【48】章學誠以此為基礎，加以變通，“以事為目，而分注諸篇之目，以濟年人疏散之弊，是可謂為最后完備之體”，弘揚《尚書》、司馬遷之精力，“歐洲史體亦兼有軌制與個人之篇，校紀事本末為宏，然猶不克不及及此，況粗拙之教科書哉?”【46】
20世紀30年月，治國學者群趨史學一途，編纂宋史成為平易近國學界的主要議題。鑒于學界自覺效仿東方史學的風氣，蒙文通、唐迪風建議劉咸炘重建宋史。劉咸炘認為，編纂宋史重要是復興浙東學術，貫通寬廣之風包養網與歸一之論，實踐理不離事、“道公學私”的理念。浙東學術融貫時勢與人事，道器合一，可謂人事學的典范，此一主張“不獨為當然之理，亦必定之勢”【49】。雖然劉咸炘編修宋史的計劃未能得以實現，但在現存修訂宋史的綱目中，劉咸炘將政體與治術、黨爭、學術與世風融會貫通，以“包養察勢觀風”的視野突顯天水一朝的風勢之變。劉咸炘認為，近三百年，熟習宋代史事者，“首推全謝山，蓋浙東之傳”【50】，宋史編撰應當承續浙東學術，發揮章學誠的遺志，“試用新體而分條輯論”【49】。劉咸炘嘗試以題目長編為初步，“倘竟不克不及成體而為別裁，亦非止如尋常紀事本末也”【49】。
四、中國史學轉化的取徑
“價值的宣揚”與“事實的重建”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本為一體，現代學術由經進史之后，兩者逐漸分離。胡適認為學問、崇奉與品德應當分離，現代人要脫離品德倫理來研討學問，以此推動學術進步。【51】柳詒徵指明乾嘉時期與平易近國學術的分別與利害：“乾嘉學者過于尊圣賢，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怯于赴時勢。古人則過于察凡庶、怯于從古者（昔）。必雙方劑之，始得其平。”【52】現代學術轉型應當在歷史文明傳統與現實社會問題之間樹立有機關聯，方能均衡價值與事實，因事而明理。近代新史學主張史學由記事效能演變為探尋進化的軌跡。柳詒徵強調歷史學既要通觀各國家、平易近族歷史，講究配合的軌轍，“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又要尋求本平易近族特別的發展歷程，“以明吾平易近獨造之真際”，闡揚固有文明，振興平易近族精力。治史的第一要義“不當專求執德以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53】，史學在必定水平上承擔著價值與事實的雙重效能。朱希祖遭到德國新文明史家蘭普雷希特與american新史學包養網代表魯濱遜的影響，力圖引進社會科學，將“文學的史學，改為科學的史學”【54】。何炳包養松應邀翻譯魯濱遜的《新史學》，同時撰《章學誠〈文史通義〉札記》《章學誠史學管窺》，“立說宗實齋而以《新史學》之說融會貫通之”【55】。何炳松心目中的“撰述”是以考辨史料為基礎，又賦予歷史以意義，以此實現“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何炳松倡導以科學的精力審視《史通》和《文史通義》中的史學道理，“合科學的，我們應該提出來加以發揮，分歧的就應該打垮”【56】。
劉咸炘認為，中西新舊之爭“難免要受未通兩字的考語”，中西是處所，新舊是時代，不應當成為長短判斷的標準。“我是視西如中，視新如舊。本來主義是主義，問題是問題，論是論，證是證，資料是資料，方式是方式，各不相混。”【57】胡適的實驗哲學與周作人的文學，“不單在時間上是中國舊東西的變相，並且在空間上還是中國土風的結晶體。”【28】劉咸炘力圖融匯中西新舊之學于一爐，“旁參書者，采東方專科，申系統之說，以助吾發明收拾也。昔印度之學傳進中華，南朝趙宋諸公皆取資焉，以明學理，增添名詞，緒副本末。以今況古，勢正雷同。此非求攻錯于他山，乃是取斧鐵于熏陶。”【58】魯濱遜《新史學》“在東方為前無前人。而吾國人亦頗推奉之，不知其說有淺有深。淺者劉子玄之所已言，已為中國學者之常談。深者則誠子玄所未有，而鄭漁仲、章師長教師所已發明也”【59】。魯濱遜所言“廣資料” “重通俗” “知綜合” “重源流” “求道理”五點均很是確當，魯濱遜所言史家研討事物的所以然，需求有史心貫注此中。但是，魯濱遜不克不及深知風氣的最基礎，其所言道理著重物質，“史止是事物發明史”，“止知物質是西人通病”。【59】學者將魯濱遜“新史學”視為科學定律，章學誠“別識獨斷”之說貌似主觀，實則能盡分合之能事，“因時而變，而歸于不變，由特別以達于通俗，所持者圓”【59】。進化論無法解釋一切歷史變遷，中國道家史學的精當處在于見始知終，簡而能賅。“章師長教師之所謂天與道者恢恢年夜哉，疏而不漏，夫豈生物學之定律所能比擬乎?”【59】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是劉咸炘學術的基石，劉咸炘深知章學誠學術的張力：長于統紀，但缺少“最基礎之識”，同時見聞未廣，編纂史書時于“征實發見亦未造極”。【60】劉咸炘在病逝前夜，有興趣將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晉陞至哲學層次， “由七略、六藝、諸子之分，而明道公學私，事前理后之年夜理，可化名之曰校讎哲學”。【61】
現代學術體系以“分盡專長”為特徵，分科之學與現代社會分工相對應，為解決現代社會問題供給了不成或缺的知識系統與技術手腕，而同時在無形之中割裂了知識與品德、價值與事實，以及人與社會的整體性。有鑒于此，劉咸炘嘗試通過“合歸年夜體”的方法轉化傳統經史之學，以人事學或真史學融匯儒家義理與道家史觀，以德性引導學問與功力的開展，又以道問學的方法激發與滋養德性。史學便是廣義的人事學，從人與事的角度確定了歷史的主體與歷史學的對象，直面并包涵現實經驗世界，為絕對價值供給經驗基礎。真史學應當“察勢觀風”，洞悉人事變遷，“史有子意”方可溝通主觀與客觀，“察勢觀風”與“史有子意”可視作貫通古今的史學方式與視野；紀傳體裁可以兼顧時間、事與人，以此開創新體，為書寫整體的歷史供給體例參考，融貫後天與后天。1932年，年僅36歲的劉咸炘英年早逝，其諸多學術抱負未能系統化展開。但是，人事學視野中的史學或能被視作超出現代學術分科的有用資源，以“察勢觀風”與“史有子意”出發考核歷史文明、當下時勢的流變，進而會通古今中西，為樹立義事兼備的現代學術體系以及扎根中國又融匯中外的學科系統供給切實的新路徑。
注釋
1相關研討結果，參見周鼎：《劉咸炘學術思惟研討》，巴蜀書社，2008年；嚴壽澂：《察變觀風，史有子意：讀劉咸炘〈治史緒論〉》，《第二屆傳統中國研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二）》，2007年，第277-293頁；劉開軍：《西史東漸中的堅守：劉咸炘的中國本位史學理論》，《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楊志遠：《察勢觀風：劉咸炘史學思惟析論》，高雄：麗文文明事業股份無限公司，2016年。
2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亨衢》，《國學研討會演講錄》第1集，商務印書館，19包養網23年，第94-101頁。
3劉咸炘：《推十文·與蒙文通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605頁。
4劉咸炘：《兩紀》，《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049-1054頁。
5劉咸炘：《內書·撰德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912頁。
6 劉咸炘：《子疏》定本，《推十書》 （增補全本）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36頁，第35頁。
7 劉咸炘：《左書·邵堯夫學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74頁，第175頁。
8劉咸炘：《善惡》，《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679頁。
9 劉咸炘：《淺書續錄》，《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78頁，第178頁。
10 劉咸炘：《淺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23頁，第115頁，第115頁。
11 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39頁，第239-240頁，第240頁，第240頁。
12劉咸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43頁。
13 劉咸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43頁，第43頁。
14劉咸炘：《推十文集·復蒙文通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包養行情出書社，2009年，第605頁。
15 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35頁，第包養網價格235頁，第235頁，第235頁，第235頁，第237頁。
16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36頁。
17參考瞿林東：《天人古今與時勢理道——中國現代歷史觀念的幾個主要問題》，《史學史研討》2007 年第 2 期；于連：《勢：中國的效率觀》，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
18 劉咸炘：《左書·邵堯夫學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70頁，第172頁。
19關于劉咸炘“風”之觀念的研討，可參見王汎森：《“風”：一種被疏忽的史學觀念》，《執拗的高音：一些歷史思慮方法的反思》，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包養網19年；曹小文、曹守亮：《“風”：劉咸炘歷史理論的樞機》，《四川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20劉勰：《劉子集校合編》，林其錟集校，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第1076頁。
21龔自珍：《釋風》，《龔自珍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5年，第128頁。
22劉咸炘：《中書·流風》，《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65頁。
23劉咸炘：《內書·揚善》，《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811頁。
24劉咸炘：《史學述林·重建〈宋史〉述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573頁。
25 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40頁，第242頁，第241頁，第243頁，第243頁，第243頁。
26蒙文通：《國史體系》，《國立東北年夜學校刊》1944年第6期。
27劉咸炘：《戊辰春講語》，《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365頁。
28 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37頁，第238頁，第238頁，第244頁，第237頁。
29劉咸炘：《中書·道家史觀說》，《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包養網 花園，2009年，第43-44頁。
30參考馮嬋、劉開軍：《劉咸炘“察勢觀風”的史學內涵與思惟價值》，《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3年第11期。
31舒習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嬗變與中西史體的初步融合》，《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3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討法》，東方出書社，1996年，第24頁。
33楊鴻烈：《歷史研討法》，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461頁。
34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鄧常春譯，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2年，第250頁。
35錢穆：《張曉峰中華五千年史序》，《錢穆紀念文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92年，第243頁。
36劉咸炘：《太史公書知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5頁。
37（11）（13） 劉咸炘：《史學述林·史體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379頁，第379頁，第379頁，第380頁。
38劉咸炘：《包養網比較左書·年齡平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38頁。
39劉咸炘：《中書·認經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38頁。
40劉咸炘：《校讎通義》，《推十書》 （增補全本）丁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包養網出書社，2009年，第13頁。
41劉咸炘：《中書·三術》，《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6頁。
42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70頁。
43 劉咸炘：《史學述林·史體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381頁，第381頁，第382頁，第382頁，第382頁，第283頁。
44劉咸炘：《史學述林·史病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565頁。
45 劉咸炘：《治史緒論》，《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37頁，第240頁，第240頁。
46 劉咸炘：《史學述林·重建〈宋史〉述意》，《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573頁，第574頁，第574頁。
47劉咸炘：《〈宋史〉豫記》，《推十書》 （增補全本）丙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761頁。
48王汎森：《執拗的高音：一些歷史思慮方法的反思》，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3-12頁。
49柳詒徵：《與青年論讀史》，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第11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07頁。
50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德》，上海古籍出書社，第91頁。
51朱希祖：《北京年夜學史學系過往之略史與將來之盼望》，載《北京年夜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國立北京年夜學卅一周年紀包養網念會宣傳股編印，1929年，第70-71頁。
52李孝遷、任虎編校：《近代中國史家學記》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8年，第263頁。
53何炳松：《論所謂“國學”》，《何炳松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179頁。
54 劉咸炘：《看云》，《推十書》 （增補全本）庚辛合輯，上海科學技包養網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240頁，第241頁。
55劉咸炘：《淺書》，《推十書》 （增補全本）己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23頁。
56 劉咸炘：《〈文史通義〉識語·較新》，《推十書》 （增補全本）甲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119頁，第1121頁，第1121頁，第1121頁。
57劉咸炘：《推十文·自述》，《推十書》 （增補全本）戊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519-520頁。
58劉咸炘：《藝文勢變表》，《推十書》 （增補全本）丁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94頁。
59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書店出書社，2004年。
60 陳書良編：《梁啟超文集》 2，北京燕山出書社，2009年，第206頁。
61 桑兵：《近代中國的新史學及其流變》，《史學月刊》 2007年第11期；張凱：《經史分合：平易近國時期〈中國史學史〉的兩種寫法》，《社會科學戰線》 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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